不久前，一位48岁的前外企失业人员给上海市政府写求助信，引发热议。

写信者王先生自称高学历，曾任职外企高管，但失业三年求职无门。他和妻子育有两子，“一直在申领政府发放的微薄的失业金，加上偶尔挣到的咨询费及家里有限的储蓄勉强度日”。他请求政府对大龄高学历失业者给予一定的就业帮扶。政府相关部门，随后也给他介绍了一份销售岗位的工作，不过，几天之后，他觉得不合适，再度辞职。

即便从有限的细节来看，这位王先生长期求职不成，有很强的个人因素。

他的求职信中，显示出对政府强烈的依赖，这不像一个市场经济下职场中成长起来的企业高管。

而且，向政府公开信箱救助这个举动，显示出其某种程度上的与社会脱节。政府是有失业之后的救助机制，在失业者办理登记之后，有些地方的政府相关部门，会为失业者联系合适的工作岗位。但一般来说，这类工作岗位多是低薪酬、低技能、劳动密集型的岗位，不大可能有适合他的管理岗位。所以，在上海相关部门为他介绍了销售岗之后，他很快就又辞职了。

而且，向政府求职，显示出其职场积累并不多。

那么，会发生这一幕，就不奇怪了。在工作中，他或许勤勤恳恳，按部就班地提升，按部就班地完成指派工作，是岗位上的好员工。但某程度上，是以“做好学生”“好孩子”的心态在上班，在职场中并未成长起来，一旦遇到公司变故，就很难在市场中调适自己。

当然，也应该看到的是，他个人的困境背后，有整个群体的困境，那就是中年白领阶层，骤然遭遇失业之后的窘境。只不过，大多数人适应性比他更强，但这种人生突然下降的失落与挑战，是真实存在的。

中国的中年白领，某种程度上，都是时代红利的享有者。

1978年，中国GDP总额仅为3679亿，到2020年，名义GDP爆发式增加三百多倍，达到1015986亿元。经济规模膨胀背后，是各行各业的规模也相应扩大。更庞大的行业规模，更大更多的公司，都产生出更多的管理岗位。与此同时，新技术出现制造出新的需求与新的行业，并为行业先行者提供更多的管理岗位。此外，中国还有庞大的人口红利，大量农民进入工业体系，进入低端岗位，替代了原本城市工人，构成职场金字塔的庞大基底，支撑起更多的管理岗位。

在这个时代进程中，一个人进入一个大企业，特别是互联网企业，他只需要一点点勤奋，老老实实地上班，那么，基本上按部就班地就可以随着行业、公司爆发式发展，而获得高工资、股权、分红、升职。他不用创业，不用承担风险，就可以无风险地获得经济、技术发展带来的财富效应。

中国经济近年来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技术红利、人口红利、全球化红利，但这些红利都在逐渐消失。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换的新常态已经是一个事实。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，出现增速下降，本身也在规律之中。

电子、IT行业作为近几十年的新技术产业，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发展，反过来，也是最先感受寒意的。2017年，中兴网信员工欧建新曾引发了舆论关于中年职场危机的讨论。这不是舆论第一次关注中年职场危机，在此之前，一篇讲述中年人在公司合并、创业中艰难挣扎的《人到中年，职场半坡》也热刷朋友圈。这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变迁根源。

随着经济发展进入平稳期，行业与公司，都无法再爆发式发展了。有些行业，甚至随着虚假的泡沫结束，开始了收缩，这就意味着，原本的管理职位减少。于是，中年白领面临着巨大的人生挑战。

中高层职位在行业扩张期，会是各方抢手的人才，但一旦进入行业平稳期、收缩期，就会遭遇“我们可以接管团队，但不可能接管一个‘老大’的尴尬”。

他们不能退。年轻人遇到职场上的内卷，可以躺平不动，但这群中年人不能躺平。中年白领，往往都在管理层，收入较高，支出也高，出国游、两个小孩、妻子全职在家，还加上往往有高杠杆的房地产投资，负担着较高的按揭。所以，一旦遭遇职场危机，收入大幅度下降，就会不但影响生活，甚至资金链断裂。

他们想退也退不了。35-45岁的中年人，欲望、野心，逐渐消散，学习能力，精力也都下降了，而家务琐事越来越多。更何况，回到一线，在自己的亲朋好友面前，也难以启齿。这都使得这个年龄段的人，不管是在意愿、体力，还是技能上，都很难回到第一线岗位。

但是，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，知进退、退而求其次、在新的但或许收入不如以前高的岗位上找到自己的位置，仍然是最好的选择。回顾历史，像中国这样的快速经济增长，并不是常见现象，某种程度上，它是一个奇迹。奇迹会提供错觉，而某些中年白领，需要走出这个错觉，才能有职场的“四十不惑”。

标签：